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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酷爱排名的国人来说，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中国财力鼎盛的雄辩证明。

今年年初，世界银行发布了《2030年的中国》，其主报告第三章提出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而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就是国企改革。而今，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比以前更严重，国有企业高级管理层越来越像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

即便在公共产品领域，国有资本的投入比例和方式也取决于特定公共品的性质，多数领域并不需要政府持有全部或大部分股权。首先，对于不利于民间资本进入国有垄断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投资审批事项，政府应进行彻底清查并尽快废除。然而此后情形却发生了变化，2004年开始的又一次改革大争论中，有人从质疑国企改制（尤其是管理层收购）过程的公正性开始，进而强调国有经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性，导致国企改革陷入停顿，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步伐迟缓。正因这些法律和条例存在，民间投资才经常撞到玻璃门和弹簧门上。刚颁布的国资委14条，正与世界银行的建议高度契合。

从内容上看，世界银行显然认为，一方面，作为公共资源的国有资本应主要或完全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应退出竞争性私人产品领域。应该说，这个文件的出台，对此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化和重组上市，起了关键作用。政府不能抓着消费者的手去花钱，但却可以直接制造投资的繁荣。

而在宏观政策方面，则通过金融控制，最大限度的压抑利率、汇率为各类企业尤其是政府企业提供巨额补贴。特别应该警惕的是：接下来的是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急速回落？但不管怎样，现在就可以提前通知大家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回落将不是一个短 期的趋势，而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这就是我称之为的所谓企业及政府成本的社会化现象。显然，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消费潜力，而恰恰说明了中国居民之间财富分配的极端失衡。

在这里，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变得如此难以分离，以至于它根本就是一回事。高盛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在2010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经连续三年雄霸全球增长率第一，达65亿美元。

在中国政治及经济制度的现实约束条件之下，通过政府所能操纵的土地、资源、税收以及各种宏观工具，是推动 这一目标迅速实现的捷径。这个结果可能会让某些习惯性乐观主义者吃惊，但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消费率严重偏离正常水平，恐怕都是一 个事实。显而易见，全球体系扩张所带来的广阔市场空间，也为这些投资找到一个外部倾销之地。

在过去的20余年之中，这个战略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被奉为 执政圭臬。然而，在一片产能过剩的惊呼之中，中国的超高的投资 率不仅维持下来了，而且获利颇丰。显然，这是一个漫长且充满争斗的过程。看得出，这位领导人是在向中国众多的GOP发烧友喊话，说服他们接受一个更为理智的增长速 度。

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外部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如果不是负的话，也会进入一个持续下降的时期。意思是说，速度越快，效益越好，税收越多。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在不改变这种政治分配结构的情况下，任何货币和短期财政政策的刺激都将进一步加大中国的财富分配失衡。就普遍的观察而言，如果加上中国人在境外购买的奢 侈品，这个数字还将大大增加。

在某些特殊时期，它甚至可能出现猛烈的负面冲击。虽然这个单月数据并 不能证明什么，但一个明白无误的趋势则是，中国已经快步迈进成本的长期上升周期。如果深入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逻辑之中，我们就可能获得更加清楚的洞察：在目前的中国，提升消费将是一桩让人望而生畏的事业。也因为这个原因，提振居民收入占比从而推动消费更高增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种投资越大，从全民福利中被偷走的就越大。这个制度导致了另外一个更为强大的抑制消费的趋势，那就是： 收入向政府、大型企业不断集中的趋势。

这才是中国高投资的真实故事。这其实说明，中国消费的绝对增长实际并不低。

它不是几年，更不是金融危机时候的几个季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历史的反讽。

这促使他们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成为不可逆的过程。在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这个问题上，高投资率无疑是一个更为主动的变量。

我们虽然对消费在目前速度上进一步的加速增长不抱希望，但对消费率的上升却绝对乐观。不过，深入中国的投资逻辑，其中秘密相当简单。在一个从未经历过经济危机，因而经济行为也高度同质化的经济体中 ，这个下降的正反馈一旦发生，就会变得尤其剧烈。过去被看作包袱的央 企不是变成全球的巨无霸了吗？过去那些濒临破产的国有银行不是成了最安全的金融机构了吗？在事实面前，我想很多人对自己当初滔滔雄辩的危言耸听都羞于提及。

当制度本身在制造分化和抑制消费的时候，再良好的个人意愿都将无功而返。一种非常流行的理解是，增速回落可能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失业，但事情可能远比这个复杂得多。

没有收入的增加，又何来消费的增加？但在中国，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却低的令人讶异。而那些更进一步以为消费可以替代出口和投资以维持现有经济增长速度的推论，则纯属无 稽之谈。

我们似乎不应该指望以制造恐慌形成全国抢购食盐的那种可笑方式来大幅度提高消费。而那 种认为速度下降就自动导致效率上升的看法，则更是十足的天真。

虽然继续扩张货币将会让我 们立即死掉，但速度降下来同样是一条布满荆棘之路——虽然它是一条必然之路不难想象，一旦真实的经济增长不如预料甚至大大低于他们的假设，政府、银行、企业以及个人之间的大规模违约就不再是一种推测。这就是说，自现在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显著低于前面三十年。增长速度的下降固然有利于建构一个更加健康的经济环境，但同样也包裹着重大的不测。

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就可能在短期内出现非 线性的下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极为严厉的控制，从而抑制劳 动力价格的上升，也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手段。

有研究者曾经将中国的经济正确的概括为速度效益型。原因在于，中国面临的增长环境已经丕变。

区别可能只在于，要是今天出现这种情况，规模要宏大得多。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作为一个给定条件，中国要想实现过去 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恐怕就只能托付给所谓内需了。